浅谈我国职业教育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洋

在中国的教育领域中，职工教育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；理论上来说，职工教育应当镶嵌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中，为社会培养从事工业生产的高素质劳动人才；然而现今社会，“接受职工教育”却成为了竞争失败的代名词，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。对此，我们需要试着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追溯、与人才分流方式的横纵向比较、以及某些政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的解读来解释其内在的原因。

一

对于工的地位，古人自春秋时代起就有了所谓“士农工商”四大阶层的认识，这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里几乎是一个想当然的真理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之前，“工”在社会上曾是有一些地位的；例如战国时期著成的《考工记》开头便记载：

“国有六职，百工与居一焉……知者创物，巧者述之，守之世，谓之工，百工之事，皆圣人之作也”

可见该书的作者，对于“工”没有任何贬低鄙夷的意思，对工人的技巧也丝毫不以“奇技淫巧”视之；相反，作者将“工”视为六职之一，且认为“工”的诞生源自圣人的创造，显然是在肯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性。

然而，随着不断完善的儒家人文体系开始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后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，“工”的地位便出现了动摇。我不敢说自己了解多少儒家经典的内涵，但是就我在之前学习生涯中阅读过的内容而言，谈及工人和技巧的内容真的是少之又少；故而我斗胆认为，儒家对“劳动”的重视是远远不如“学习”的，这就造成了一种社会阶层之间的鄙视链。

如此两千年的造化，“工”的地位一落千丈，成为了所谓“下层人的东西”。当优秀的，高素质的人才都向从政或者其他脑力劳动靠拢之后，留下的大多是那些将“工”作为糊口饭碗的受教育程度底下者；于是人们看到的便是“士大夫”光鲜亮丽彬彬有礼，工人灰头土脸粗糙鲁莽，这就使得被观念逼出来的现实居然转而又证实了观念。对于这一点，潘光旦先生曾在其著作《工与中国文化》中有着一段精彩的论述。

他说：“第一流第二流的技能人才，初则因社会的歧视而沦为下贱，继而因久陷于下贱而逐渐减少，最后能安于技工的分子势必是一些技能比较微弱，兴趣比较薄弱，而情绪也比较粗疏的人……”

最可悲莫过于，这一观念即使在时代买入工业社会，甚至迈出工业社会后仍然牢牢印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，技校成了“打架斗殴，学习差劲，地位底下”的代名词；家长们教导子女必须好好学习文化知识，否则要成为低人一等的打工者；并且仍旧把入读职工学校视为是最后的选择……当然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文化观念之外，也有一些别的原因，对此我们会在后面讨论。

二

前面我们论述了“工”的地位在传统文化的演变和它现今社会中的尴尬局面。但是一个问题不可能在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长期存在，或许我们对此尚处于摸索阶段，但是古代社会和德国社会却都有一套比较科学的解决方式。纵向比较，自秦王嬴政结束封建制度之后，中国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拥有了同时代最佳的社会结构；如果说在南北朝时，中国社会尚还是门阀的天下，那么从隋唐创立科举之后的数百年，古代社会一直有一个强大的阶层流动工具，使得上一级阶层可以长期被注入新鲜血液。

故而，中国宗族制度造成的庞大家庭，在科举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分流方式，即“家庭分流”：让全部子弟中优秀的几位选择科举这条路，而让其他的做持家营生。不论晚清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张之洞，还是民国的毛泽东、蔡元培等都是在“家庭分流”的基础上踏入科场的；就拿蔡元培来说，上一辈的蔡氏一门中，兄弟七人只有六叔读书；而他兄弟三人，也只有蔡元培一人走科举路线，长兄和二哥都是在钱庄或者实印局任职以料理家事。

横向比较，德国在人才分流问题上采取的四轨制对分流教育而言可谓圭臬；自从在拿破仑战争中战败以后，普鲁士人就采取了多轨制的教育方式。起初，洪堡结束封建教育，转向文科中学和职业中学双轨并行的双轨制；之后，随着时代的发展双轨制向着三轨、四轨制演变。如今的德国采取的是主体中学、实验中学、文科中学、综合中学四种学校同时存在的学科模式。

该模式下，德国人很自主地会选择不同的学校来规划未来；以职业教育为主的主体中学，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并存的实验中学，以抽象和学术著称的文科中学，以及目前新兴的统一的综合中学互相独立地存在与德国社会中；学生和家长们在政府，企业+学校的双元制教育下有许多道路可以选择，而非单纯的“上大学”这华山一条道。

三

一个世纪前，中国的工业缺资金缺技术，而今天的中国，已经是闻名全球的世界工厂，第三产业在制造业面前仍然是沧海一粟。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中国GDP的构成。在罗列的十大产业中制造业毫无悬念是第一大产业，占了GDP的29.32%。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是批发和零售业，77744亿元，占GDP总量的9.4%。

与之对应的是职业教育里学生态度的令人惋惜。在上海的一项对全国十三所职业中学学生的问卷调查中，在回答“为什么选择职业学校”一问时，有72.2%的学生选择的是“未能考上普高或本科”。原则上，这是令人费解的：未能考上普高或者本科的人对学习本身应该是不关心的，但为什么还是要会觉得职高是无奈之选呢？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在社会地位和社会利益的绝对不均匀；

中国人对“工”的轻视由来已久，对此我们在前文中也有过详细的分析；时至今日，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，理论上的中流砥柱仍然是多数人眼里的下里巴人，这未免令人感到可悲。对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强洞若观火地指出：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试图实现工人。农民地位的整体提升的实验早就做过，但结果不理想。为什么试图整体地改变社会地位的努力总是经不起的检验呢？从社会学社会分层的基本原理看，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往往是在分化中完成的……”

把一件复杂的事归之在单一的原因上恐怕不妥；除了价值观，我认为计划生育也是教育分流缺失的原因之一。，除此之外，职工教育的困境还是由价值观、经济、人口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，这些因素又牵扯到户口制度、社会结构等复杂的原因，对这些的解决方案如何，将关系到很多人的未来。